对当代西藏问题的疑惑

前段时间，我曾发表了一篇《论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之争》的文章。其中主要讨论了李江琳女士和唐丹鸿女士对“当代西藏问题”起源说存在分歧的原因，最后我提出了我们普通藏人普遍认为的“当代西藏问起”起源的时间是1959年，即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时刻。最近又阅读了相关文章，发觉有很多不妥之处，对于这个“当代西藏问题”存在很疑问。

说到西藏问题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她就是李江琳女士（从某一方面来说她算是本人对西藏问题认识的启蒙老师）。她从2004年开始研究西藏问题，2007年以来持续研究西藏流亡史，在印度和尼泊尔访问了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近300名来自西藏三区的难民。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台湾某家电视台对李江琳女士的采访，我就深深的被她的访谈内容所吸引，她是一位独立的历史研究者，她所提出的观点和我曾经认为没有任何疑问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冲击。随后上网阅读了她的文章，我终于知道我曾经所了解的西藏当代史完全是一本中国政府杜撰的宣传手册，完全的伪史。

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作为一位年轻藏人应该正视历史的真相，无论它是多么的血腥。

对于当代西藏问题，国际主流媒体分为两个派别，第一个是李江琳女士认为的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关键点是1956年民主改革；另一个派别是唯色、唐丹鸿女士等认为的1949年中国对西藏的侵略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

1949年中国军队首先入侵的是康和安多，还没有过金沙江。那时还没有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1956年后。唐丹鸿女士坚持认为以49年为起点，那时的西藏正是包含了康和安多。也就是说，她以49年中国军队进入康和安多作为当代西藏问题的起始点，正是不承认中国划分的行政区划。据本人所查询的资料（事实求是），国际藏学界和国际社会认为此观点者较多（包括：唯色、朱瑞、茉莉、桑杰嘉、史伯龄等）。

我初看他们的观点时候，觉得他们的观点都很有道理，但是都又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经过认真思考。我觉得要搞清这些问题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下来阐述。

首先，这里“西藏问题”中的“西藏”是指的是什么？

若这里的“西藏”仅仅指的是“西藏自治区”，那么李江琳女士的观点就完全没有任何疑问，但若这里的“西藏”指的是是藏传统的、藏文化的、藏语言的界域，包括卫藏、康区和安多，那么无疑唯色、唐丹鸿女士的观点就占了上风。所以，对这个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可或规定，谈论当代西藏问题势必会产生分歧，势必不会得到统一答案。

其次，“西藏问题”是由“Tibet question”而来的吗？

若“西藏问题”是由“Tibet question”而来，则“西藏问题”是在国外最先被讨论，那么就得弄清楚他们（国外专家）所指的“Tibet question”是否等同于“Tibet Autonomous Region question”，因为若将西藏问题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势必最先定义这个问题的人最有发言权。

最后，当代西藏问题最早被提出、被讨论的时间段是？

若被提出是在56年前，那么唐丹鸿女士的观点会更有利，若真是在56年后提出的那么李江琳女士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为此，本人查阅了互联网上关于该问题的相应资料，但遗憾的是均未找到一个说服力的文章资料。但庆幸的是我看到这一段文字：关于西藏的主权争议，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三项决议，分别为“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353号 (1959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723号 (196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第2079号 (1965年)”。决议呼吁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权，民族自决权，和宗教、文化自由。从时间段来看，这似乎也是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才在国际社会引起热议的。

文末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讨论这个“当代西藏问题”若能有权威组织定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规模下展开，这样会更有利于探讨历史本质。感谢李江琳、唐丹鸿、朱瑞等汉人学者对西藏问题所做出的贡献。

本人知识有限，不足的地方请指正，欢迎各位对我的疑问进行解答。     桑杰  

论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之争

西藏问题的起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撕毁榷雍关系入侵西藏为近代西藏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民国的边界战争和离间班禅喇嘛等为现代西藏问题，而第三阶段的当代西藏问题却存在很多争议。西藏问题涉及藏人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压迫、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尽管已经演变得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西藏问题就是西藏（西藏多卫康三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回溯源头，都是主权问题带来的。

李江琳女士曾表示，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而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是当代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这也就是说明了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即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失败导致了当代西藏问题。

    随后我参考了唐丹鸿女士、唯色女士、朱瑞女士，桑杰嘉先生等对当代西藏问题观点的文章。他们普遍认为西藏在1949年前是独立的国家（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美国、印度、不丹。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入会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判断标准，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他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在这份尼泊尔申请入会的文件中，西藏被列于英国之后，法国、美国、印度、不丹之前，证明主权国家尼泊尔对西藏独立主权的承认。联合国接受了尼泊尔成为正式会员国，也表明联合国对尼泊尔所列举入会理由的认可。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当时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尚未建立），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侵略、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1年的《十七条》（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对西藏的控制）。并对李江琳女士的观点表示了异议，称若李江琳女士把当代西藏问题起源说定成是1956年的“民族改革”，也就是指中国在藏区实施的政策而导致当代西藏问题，这就是承认了间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牵涉到一个西藏的主权问题，并称这是“回避，甚至抹去了一个国家对另一独立国家侵略和吞并的本质”。

    唐丹鸿女士的观点将当代西藏问题定为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和吞并，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但是这样也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若定在1949年的话，安多和康在此前就成了甘肃、青海和西康省，那等于是承认1949年之前安多和康被占领不是问题，49年后被中共占领才是问题，那么就等于承认了李江琳女士的“汉藏问题是共藏问题”的观点，无论是定在1950年的昌都战役，还是1951年的十七条，都只局限于卫藏部分，那么当代西藏问题，就跟安多和康没有任何关系了，也就是说西藏的安多和康不是西藏的一部分了，犯了西藏区域认同问题。

朱瑞女士曾表示，西藏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2年孙中山民国时代的立法。或者，这个历史问题，还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时候，早至1911年。因为现代中国的开始是1911年。对此我认为1911这个时间点已经超越讨论当代西藏问题的范畴而变成近代西藏问题了，所以没有讨论的意义了。

目前，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一说还存在很多争议，我不认为上述的专家学者都拥有完美的论据来支持其所持当代西藏问题的观点。中国对西藏的侵略和吞并是是属于西藏问题，中共在西藏实行的暴力土改也是西藏问题。但是，若非要在“西藏问题”前加一个“当代”，我觉得1959年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去往印度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的精神领袖，1949年至1959年3月期间，虽然中共占领了西藏，对达赖喇嘛的实权进行了削弱并在西藏实施一系列“改革”，但是此时达赖喇嘛任然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存在，举个简单的比喻（可能存在不恰当的地方）：这就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帝虽然要听慈禧太后的，但是他任然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存在于自己国家的最高阶层。而，1959年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去往印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比喻为，慈禧太后直接废除光绪帝的皇位，自己宣布要当皇帝一样，并且奴役光绪帝的衷心的大臣子民。达赖喇嘛的出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藏已经完全被中国所占领，没有了代表藏人的权力与中国进行交涉，从此就藏人就完全失去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近来，自焚的藏人的遗书里都包括这样两点：要求允许达赖喇嘛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藏人也普遍认为达赖喇嘛的出走是关键，也就是我所认为的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近代西藏历史的开篇，是近代西藏问题的起源。

（以上均是本人近期对当代西藏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请指正）

美国国务院公布2013“国际妇女勇气奖”

今天，3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3“国际妇女勇气奖”十位获得者名单：

阿富汗：Malalai Bahaduri

中国：Tsering Woeser

埃及：Samira Ibrahim

洪都拉斯：Julieta Castellanos

印度：Nirbhaya “Fearless”

尼日利亚：Nigeria：Dr. Josephine Obiajulu Odumakin

俄罗斯：Elena Milashina

索马里：Fartuun Adan

叙利亚：Razan Zeitunah

越南：Ta Phong Tan

藏人作家、诗人和博客作者

中国

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 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茨仁唯色出生在拉萨，她的博客网站“看不见的西藏”（Invisible Tibet）、她的诗歌、她的纪实作品以及她所使用的类似推特（Twitter）这样的社交平台，为数百万藏人说出了自己的声音，由于政府对信息流动的阻 绝，这些藏人无法向外部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受到安全人员的持续监控，并且每逢所谓的政治敏感时期都会遭到软禁，茨仁唯色勇敢地坚持不懈地记录着藏人 的生活境况。她指出，“见证者的责任在于说出真相”，并且坚持认为“一百多位藏人为了表达他们反抗压迫势力的愿望而以身浴火，他们是我不放弃、不妥协的理 由。”

 

一个微妙的信号：印度特许洛桑森格座驾安防警示灯

在个人座驾上放置警示灯警告路人避闪，以在行驶中获得某种特权，是政府给予高级别官员的一种特别优惠，是汽车时代的一种高官特供。据说，印度政府以往对流亡藏人在其领土上使用流亡政府这一称呼存在不满，前总理桑东仁波切的座驾上从未闪烁过警示灯。

但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据3月3日的《印度时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成为印度流亡藏人首位获特许在座驾上安放警示灯的藏人政治人物。该报评论 说，这是自1960年达赖喇嘛率藏人流亡印度达兰萨拉以来，喜马偕尔邦政府首次以这种方式给予其政治领袖VIP待遇。尽管北京不认可洛桑森格民选领袖的身 份，但印度却承认他。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Virbhadra Singh说：“洛桑森格是民选总理，达赖喇嘛又是受人尊敬的贵宾，尊重他们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文章说，洛桑森格以生活简朴著称，他过去的活动常不引人注目，现在有了这种标志，他会显得更有权威。喜马偕尔邦每年为保障流亡藏人领袖的安全花费大量预算，达赖喇嘛的座驾尽管没有警示灯，但他每次出行，都有装有警示灯的警车开道。

在2月12日于新德里举行的各邦州长会议上，喜马偕尔邦州长Urmila Singh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流亡藏人领袖的安全支出问题，她要求新德里负担达赖喇嘛和噶玛巴的全部安全预算，而非目前的少量承担。

该报读者对此举表示赞同，新德里的Swatantra Singh认为这是明智之举，英国的ADI表示印度应该逐渐停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Mr.Manmohan在2003年因锡金的缘故承认了它。 德国读者romesh.sharma说“现在火烧到中国了，看它下一步如何反应。”新德里的Tenzin Lhadon认为此举是“印度的一个大动作”，那格浦尔的shivkumar认为“这是印度人声援藏人的一小步，印度人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弥补 1949年尼赫鲁不军事干预西藏的错误”。

不过，也有人担心中国的报复，他们可以承认克什米尔和锡克人的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领导人的政治地位，给他们的座驾上也挂上警示灯。
本文转自万毅忠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