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春：我的民主中国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早晨，我起床后，按照我的生活习惯，点击翻墙软件进入外媒汉语广播，广播里传来了我所熟识的播音员的声音：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挺累，中国几家大银行的破产。消息一披露，立刻出现全国性的民众围堵挤兑银行，接着又演变成为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上百万人在街头，所喊叫口号出奇的一致，就是“中共下台，实行民主，严惩腐败！”

面对这场比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规模更大的民主运动，中共还想用军队进行镇压。于是，中央军委马上下令北京军区属下的三十八军入城“平定反革命暴乱”，同时也下令其它军进入附近的大城市实施镇压。眼看中国大地上又要上演一场屠杀，一场比一九八九年“六四”更大规模的屠杀。正当中共利益集团看好解放军会再一次用血腥的屠杀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令他们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三十八军开到北京郊区后，就停下来不走，军长钟之春以整个集团军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布三十八军站在人民一边。接着，其它军，甚至大军区，都表态支持，这些表态支持的军队占全国军队一半以上；剩下的虽然没有表态，但没有一个表示支持中共镇压的。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政党，一旦失去枪杆子，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啊！

第二天，中国的大地上，从北京到上海，到香港，到武汉，到成都，到兰州，……到各个县城，到各个乡镇，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万人空巷；在大街上，在广场上，万众一起，欢声雷动；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高歌热舞的大学生，……中共各级党委会的牌子，几乎都在同一天被人们砸成粉末；中共各级党委会的办公楼，则被群众组织贴上封条。人民大众没有恐惧之日，就是民贼独夫逃跑之时。与此同时，中共各级官员，有的争先恐后地登上飞往北美、南美、欧洲等地的国际航班飞机，有的则不知道躲藏在什么角落，有的则宣布退出中共，支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各省市也先后宣布与中共脱离关系并宣布将支持民主政权。

第三天，各个民运组织、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与军方代表，经过协商，成立了临时执政委员会，选举由胡德平为首席执政官。临时执政委员会立刻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不符合作为政党的基本条件，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并且没收其一切财产；第二、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一切人权，民众拥有包括出版言论、组织社团和政党的自由。第三、3个月后举行全国大选。第四、没收一切外逃贪污官员的财产并启动引渡法律程序。

三个月后，中国如期进行大选，同时一人一票选举总统和人民议会议员。大选进行得非常顺利，大选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一宗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连黑社会和小偷团伙，也宣布在大选期间“停止工作”支持民主。中国创造了世界民主选举历史的奇迹，用铁的事实戳穿了中共关于“中国人素质差实行民主就会大乱”的弥天大谎。

大选结果，新民主党候选人盛汉唐当选总统份。新民主党是一个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政党，主要成员是海内外民运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刚刚在大陆恢复活动的中国国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新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民国”的国名、国旗、国庆日的提案。随后，总统、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一起到南京中山陵谒灵，其意义是表明新政权继承孙中山的大统。

这时，海峡两岸同时存在两个“中华民国”。在国际场合，为了区分，只能在大陆的“中华民国”后加个M字。这样一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显得更正统了。

一年多后，海峡两岸政府通过和平谈判达成了统一协议，协议中规定统一的中国——中华民国的首都为南京。接着，协议由两岸全民公决通过。接着，举行中国统一后的首届大选。大选结果，中国新民主党的候选人盛汉唐以微弱多数击败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赵光华，当选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统，国民党仍然为议会第一大党。在新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末任总统马英九把象征中华民国正统的玉玺和总统证书移交给统一的中华民国总统盛汉唐。也许，许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个细节意义重大，它象征着民主化后的中国人不承认中共政权的法统，就像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承认汪伪政权的法统一样。

天亮了，一觉醒来，打开电脑，谷歌邮箱还是无法进入，外媒中文网站还是无法上去；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还是在宣传中共的“伟光正”；走出家门到街上逛逛，城管还是在暴力驱赶小贩，警车照样是可以开上人行道……这时我才知道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我的民主中国梦。

一旦知道是个梦，我心情格外失落忧伤！但是，一想到我所做的梦是自从戊戌变法以来，我们许多代中国人一直在做的梦，这就是立宪梦——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梦，为了这个梦，戊戌六君子可以“横刀向天笑”；为了这个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可以喋血沙场；为了这个梦，八九民运中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敢于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为了这个梦，王炳章、刘晓波、杨天水、朱虞夫、刘贤斌、陈西、陈卫们愿意把牢房坐穿……最重要的是，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正与我做着同一个梦，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候，我又充满信心和激情，因为我坚信：当大部分国人在做同一个梦的时候，梦想成真的日就不远了！

達賴喇嘛尊者與華人作家在紐約舉行對話

2013年10月21日，紐約秋高氣爽，陽光明媚。這是西藏宗教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尊者訪問紐約行程的最後一天。在曼哈頓上西城，達賴喇嘛尊者與近三十位華人作家齊聚一堂，舉行題為“當代中國與世界：道德的意義和境界”的對話會。

達賴喇嘛尊者要求與會者輕鬆一些，不要拘束，暢所欲言，並多次打趣地問：有沒有反駁我的？與會華人作家爭相向尊者提問，彼此對話熱烈，氣氛活躍。

來自中國的詩人餘心樵，首先向達賴喇嘛尊者痛陳了中國境內的道德失落現象，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導致中國道德滑坡的原因之一；而極權主義，是中國道德崩潰的總根源。

達賴喇嘛尊者發表看法：馬克思主義原本有好的東西；並半開玩笑說，在社會經濟理論方面自己依然是馬克思主義者。達賴喇嘛尊者說：共產，共同擁有財產，原本符合道德；但列寧主義破壞了馬克思主義，過於注重權力；毛澤東思想，在延安時期，還有些真實的東西，但1956年之後，隨著權力的膨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被腐化掉了。真正的共產主義，不應該有貧富分化。毛澤東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就在實踐，但北京的領導人卻沒有。用權力控制人民，非常可悲。

達賴喇嘛尊者提到不久前見到昂山素季，很感嘆，說：以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聚會時，昂山素季缺席（因遭到緬甸軍政府軟禁），現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聚會時，昂山素季不會缺席了；但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的劉曉波，仍然缺席。僅僅因為劉說了真話，就被關進監獄。希望有朝一日，劉曉波不再缺席。

作家程曉農提出：中國以前的朝代，道德沒有這麼敗壞；別的共產主義國家，如蘇聯和東歐，道德也沒有這麼敗壞；為什麼中國道德會這麼敗壞？不知如何才能重建道德？

達賴喇嘛尊者回應：道德問題，在各國都存在。宗教可以解決一些道德問題；但許多人不信宗教，就要用非宗教的辦法。要讓不信宗教的人們懂得，道德對他們自身有好處，可以坦蕩盪，保持自信，不需要虛偽。我們最近有個計劃，把道德教化推廣到非宗教的教育體系中去。

曠志忠教授問，胡錦濤時代，西藏很困難；習近平上台，西藏處境會不會好一些？達賴喇嘛尊者回應：胡錦濤提“和諧社會”，目的是正面的，但方法錯誤，用維穩、嚴打，所以失敗。天安門有口號“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六十多年了，這個口號都沒有落實。團結，不是靠請客吃飯、喝茅台；團結，要靠相互的信賴。達賴喇嘛尊者笑道：也許，中國領導人也需要心理輔導。

作家康正果認為，中國道德淪喪，與中國傳統文化無關，主要是共產黨的破壞。達賴喇嘛尊者回應：媒體的壟斷，就是不道德。如果人們得不到真相，只聽一個聲音，會變得沒有知覺、沒有智慧。

擔任美國之音中文部主任的作家龔小夏說，共產黨和希特勒都曾強調“道德”，但西方立足於對政府的不信任，後者更成功。達賴喇嘛尊者回應：任何地區，都是人民擁有。比如日本、英國，不是皇室擁有，而是日本人民、英國人民擁有他們的國家。投票，就是投信任票。如果領導人犯錯，人民還可以投票罷免。比如尼克松水門事件，人民就可以讓他下台。

作家朱學淵提到台灣和大陸，同一個民族，道德水準完全不同。達賴喇嘛尊者指出：道德的問題，沒有單一的原因，而是有很多的因緣。如果搞一言堂，比如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學生盲目地聽，就是一個問題。對人民只是監控不對，應該用慈悲心去關懷。

離開中國不久的作家張博樹說，共產黨曾強調道德，鬥私批修，禁慾。但八十年代之後，道德卻大滑坡了。達賴喇嘛尊者回應：早期極權主義，強調道德；但到了後期，強調物質，就物慾橫流了。江澤民曾經說要建設精神文明，就說明精神不文明了。

詩人孟浪問達賴喇嘛尊者如何看待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尊者說事情很複雜，擔心能不能真的實現目標？能不能取得成果？就像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想法很好，但結局很不幸。現在需要考慮後果，要實在可行地去推進民主。

程映紅教授和作家北明指出，儒家，處理人際關係；道家，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孔子的學說有益於道德，比如：“己之不欲，勿施於人。”達賴喇嘛尊者表示，自己對孔夫子缺少研究，不完全了解。過去的科學家，更注重研究外在物質，現在，他們開始研究內部、腦部。通過心靈的訓練，可以改進腦細胞，幫助腦部。

作家陳破空真心希望達賴喇嘛尊者能夠回到西藏、回到中國，不僅可以幫助西藏，而且可以幫助中國，比如，幫助挽救和重建中國社會的道德。但懷疑中共領導人只注重既得利益，而聽不進去。作家一平也贊同陳破空的說法，希望達賴喇嘛尊者能夠早日回到西藏和中國，以慈悲心懷，救贖眾生。

達賴喇嘛尊者朗聲大笑說：中國政府曾經說我是“魔鬼”，你們看我頭上有沒有長角啊？達賴喇嘛尊者誠懇地說：不一定要推翻共產黨，而是從中共黨內的改革做起，對中國更有利；如果中國堅持現在的統治方式，有一天或許真的會崩潰。旅居外國的華人，從國外把自由的資訊和聲音傳回去，很重要，比如，在台灣出版的書，帶回中國，對中國人民幫助很大。

詩人黃翔對中國的道德滑坡備感焦慮，他語帶激動地表示，希望西藏能保持高原的原色與雪山的純潔，不受共產黨污染。

最後，作家蘇曉康代表與會者，向達賴喇嘛尊者致感謝詞，他說：今天，近三十位中國作家和學者，他們或是旅居或是流亡在北美地區，榮幸地受到達賴喇嘛尊者駐北美代表處的邀請，跟充盈智慧、滿懷慈悲、盛譽全球的尊者，進行了一次充滿靈性的對話。在此，我代表諸位與會者，向尊者致以深切的謝意！達賴喇嘛尊者有一種強大的樂觀精神，鼓勵著藏民族去渡卻文明劫難。這種精神是對佛教智慧的信仰，相信人類的道德力量和良知，終究能戰勝看似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智慧和樂觀，也強烈地吸引我們、鼓勵我們。智者都是樂觀的。

蘇曉康還說：我們只有“惻隱心”是不夠的，我們希望西藏危機得到化解，就必須同時對中國回歸文明主流要有信心。我們也相信，漢民族裡不論是布衣百姓，還是社會精英，將會有更多的人憑依良知，站出來為漢藏的和解、對話，而主動地創造各種條件。中國人不會永遠甘於做“經濟動物”，也不會永遠“恃強凌弱”而毫無羞恥感。中華民族有一天必定會向世界輸出她那溫良敦厚的“人情味”的軟實力。

兩個小時的對話會很快過去，與會者意猶未盡。出席對話會的知名華人作家，包括：蘇曉康、胡平、陳破空、李江琳、北明、龔小夏、程曉農、康正果、黃翔、張玲、朱學淵、丁一夫、張博樹、程映紅、一平、孟浪、北風，以及從中國來的詩人餘心樵、網絡作家染香姐姐等近三十人。

袁红冰：十世班禅喇嘛死于中共的政治暗杀

中国海外流亡作家袁红冰周四在台北发表新书「杀佛」，书中揭示十世班禅喇嘛死于共产党的政治暗杀。

「这本书的首要内容，是揭示班禅大师被谋杀的世纪之谜。十世班禅大师说过，『西藏是一个国家，达赖喇嘛是我们的国王』。为什么他要发出『复国的召唤』？因为整个西藏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已经几乎到了『亡教灭种』的地步。」

袁红冰在发表会上表示，藏传佛教的两大领袖为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不久，达赖喇嘛选择出走，开启了自由西藏运动。虽然离开了家乡，但却让藏传佛教得以延续，堪称「当世的摩西」。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尾声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但之后不满北京对藏人迫害，发表抗议中共统治的「七万言书」，之后遭到逮捕。尽管一九七八年被释放后恢復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一九八九年官方宣称因心脏病辞世。

袁红冰说，经自己多年调查，结论是十世班禅大师死于共产党的谋杀。书中明确指出决策出自邓小平、李先念和薄一波。具体执行的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袁红冰指出，经他多年查访，包括访问到太子党的相关成员，得知北京中央用解放军的氰化钾类毒药，经医护人员将其刺入十世班禅的皮肤，导致中毒死亡，对外则推称因高原缺氧的心脏病突发致死。

袁红冰强调，在这场「特别处置」中有功的胡春华，之后官运亨通。即便他担任河北省长期间爆发三鹿毒奶粉事件，也依然高升至广东省委书记。

主持发表会的台湾知名作家吴锦发则以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对待原住民（高山族）的政策为例表示，日本殖民统治者到台湾时，原本有人主张不必理会原住民，让他们依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但之后一则由于文化的优越感，希望「教化」这些民族；二则也因为山上发现珍贵木材，最后致使日本人开始侵犯原住民传统领域，甚至屠杀他们。

吴锦发说，这种自以为是的文明优越感，加上争夺自然资源的利益，也就是当今中国政府对待西藏的方式。如果这样的心态不改，势必再一次为全人类带来灾难

对当代西藏问题的疑惑

前段时间，我曾发表了一篇《论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之争》的文章。其中主要讨论了李江琳女士和唐丹鸿女士对“当代西藏问题”起源说存在分歧的原因，最后我提出了我们普通藏人普遍认为的“当代西藏问起”起源的时间是1959年，即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时刻。最近又阅读了相关文章，发觉有很多不妥之处，对于这个“当代西藏问题”存在很疑问。

说到西藏问题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她就是李江琳女士（从某一方面来说她算是本人对西藏问题认识的启蒙老师）。她从2004年开始研究西藏问题，2007年以来持续研究西藏流亡史，在印度和尼泊尔访问了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近300名来自西藏三区的难民。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台湾某家电视台对李江琳女士的采访，我就深深的被她的访谈内容所吸引，她是一位独立的历史研究者，她所提出的观点和我曾经认为没有任何疑问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冲击。随后上网阅读了她的文章，我终于知道我曾经所了解的西藏当代史完全是一本中国政府杜撰的宣传手册，完全的伪史。

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作为一位年轻藏人应该正视历史的真相，无论它是多么的血腥。

对于当代西藏问题，国际主流媒体分为两个派别，第一个是李江琳女士认为的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关键点是1956年民主改革；另一个派别是唯色、唐丹鸿女士等认为的1949年中国对西藏的侵略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

1949年中国军队首先入侵的是康和安多，还没有过金沙江。那时还没有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1956年后。唐丹鸿女士坚持认为以49年为起点，那时的西藏正是包含了康和安多。也就是说，她以49年中国军队进入康和安多作为当代西藏问题的起始点，正是不承认中国划分的行政区划。据本人所查询的资料（事实求是），国际藏学界和国际社会认为此观点者较多（包括：唯色、朱瑞、茉莉、桑杰嘉、史伯龄等）。

我初看他们的观点时候，觉得他们的观点都很有道理，但是都又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经过认真思考。我觉得要搞清这些问题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下来阐述。

首先，这里“西藏问题”中的“西藏”是指的是什么？

若这里的“西藏”仅仅指的是“西藏自治区”，那么李江琳女士的观点就完全没有任何疑问，但若这里的“西藏”指的是是藏传统的、藏文化的、藏语言的界域，包括卫藏、康区和安多，那么无疑唯色、唐丹鸿女士的观点就占了上风。所以，对这个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可或规定，谈论当代西藏问题势必会产生分歧，势必不会得到统一答案。

其次，“西藏问题”是由“Tibet question”而来的吗？

若“西藏问题”是由“Tibet question”而来，则“西藏问题”是在国外最先被讨论，那么就得弄清楚他们（国外专家）所指的“Tibet question”是否等同于“Tibet Autonomous Region question”，因为若将西藏问题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势必最先定义这个问题的人最有发言权。

最后，当代西藏问题最早被提出、被讨论的时间段是？

若被提出是在56年前，那么唐丹鸿女士的观点会更有利，若真是在56年后提出的那么李江琳女士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为此，本人查阅了互联网上关于该问题的相应资料，但遗憾的是均未找到一个说服力的文章资料。但庆幸的是我看到这一段文字：关于西藏的主权争议，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三项决议，分别为“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353号 (1959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723号 (196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第2079号 (1965年)”。决议呼吁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权，民族自决权，和宗教、文化自由。从时间段来看，这似乎也是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才在国际社会引起热议的。

文末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讨论这个“当代西藏问题”若能有权威组织定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规模下展开，这样会更有利于探讨历史本质。感谢李江琳、唐丹鸿、朱瑞等汉人学者对西藏问题所做出的贡献。

本人知识有限，不足的地方请指正，欢迎各位对我的疑问进行解答。     桑杰  

论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之争

西藏问题的起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撕毁榷雍关系入侵西藏为近代西藏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民国的边界战争和离间班禅喇嘛等为现代西藏问题，而第三阶段的当代西藏问题却存在很多争议。西藏问题涉及藏人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压迫、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尽管已经演变得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西藏问题就是西藏（西藏多卫康三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回溯源头，都是主权问题带来的。

李江琳女士曾表示，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而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是当代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这也就是说明了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即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失败导致了当代西藏问题。

    随后我参考了唐丹鸿女士、唯色女士、朱瑞女士，桑杰嘉先生等对当代西藏问题观点的文章。他们普遍认为西藏在1949年前是独立的国家（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美国、印度、不丹。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入会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判断标准，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他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在这份尼泊尔申请入会的文件中，西藏被列于英国之后，法国、美国、印度、不丹之前，证明主权国家尼泊尔对西藏独立主权的承认。联合国接受了尼泊尔成为正式会员国，也表明联合国对尼泊尔所列举入会理由的认可。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当时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尚未建立），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侵略、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1年的《十七条》（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对西藏的控制）。并对李江琳女士的观点表示了异议，称若李江琳女士把当代西藏问题起源说定成是1956年的“民族改革”，也就是指中国在藏区实施的政策而导致当代西藏问题，这就是承认了间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牵涉到一个西藏的主权问题，并称这是“回避，甚至抹去了一个国家对另一独立国家侵略和吞并的本质”。

    唐丹鸿女士的观点将当代西藏问题定为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和吞并，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但是这样也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若定在1949年的话，安多和康在此前就成了甘肃、青海和西康省，那等于是承认1949年之前安多和康被占领不是问题，49年后被中共占领才是问题，那么就等于承认了李江琳女士的“汉藏问题是共藏问题”的观点，无论是定在1950年的昌都战役，还是1951年的十七条，都只局限于卫藏部分，那么当代西藏问题，就跟安多和康没有任何关系了，也就是说西藏的安多和康不是西藏的一部分了，犯了西藏区域认同问题。

朱瑞女士曾表示，西藏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2年孙中山民国时代的立法。或者，这个历史问题，还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时候，早至1911年。因为现代中国的开始是1911年。对此我认为1911这个时间点已经超越讨论当代西藏问题的范畴而变成近代西藏问题了，所以没有讨论的意义了。

目前，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一说还存在很多争议，我不认为上述的专家学者都拥有完美的论据来支持其所持当代西藏问题的观点。中国对西藏的侵略和吞并是是属于西藏问题，中共在西藏实行的暴力土改也是西藏问题。但是，若非要在“西藏问题”前加一个“当代”，我觉得1959年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去往印度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的精神领袖，1949年至1959年3月期间，虽然中共占领了西藏，对达赖喇嘛的实权进行了削弱并在西藏实施一系列“改革”，但是此时达赖喇嘛任然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存在，举个简单的比喻（可能存在不恰当的地方）：这就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帝虽然要听慈禧太后的，但是他任然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存在于自己国家的最高阶层。而，1959年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去往印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比喻为，慈禧太后直接废除光绪帝的皇位，自己宣布要当皇帝一样，并且奴役光绪帝的衷心的大臣子民。达赖喇嘛的出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藏已经完全被中国所占领，没有了代表藏人的权力与中国进行交涉，从此就藏人就完全失去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近来，自焚的藏人的遗书里都包括这样两点：要求允许达赖喇嘛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藏人也普遍认为达赖喇嘛的出走是关键，也就是我所认为的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近代西藏历史的开篇，是近代西藏问题的起源。

（以上均是本人近期对当代西藏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请指正）

美国国务院公布2013“国际妇女勇气奖”

今天，3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3“国际妇女勇气奖”十位获得者名单：

阿富汗：Malalai Bahaduri

中国：Tsering Woeser

埃及：Samira Ibrahim

洪都拉斯：Julieta Castellanos

印度：Nirbhaya “Fearless”

尼日利亚：Nigeria：Dr. Josephine Obiajulu Odumakin

俄罗斯：Elena Milashina

索马里：Fartuun Adan

叙利亚：Razan Zeitunah

越南：Ta Phong Tan

藏人作家、诗人和博客作者

中国

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 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茨仁唯色出生在拉萨，她的博客网站“看不见的西藏”（Invisible Tibet）、她的诗歌、她的纪实作品以及她所使用的类似推特（Twitter）这样的社交平台，为数百万藏人说出了自己的声音，由于政府对信息流动的阻 绝，这些藏人无法向外部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受到安全人员的持续监控，并且每逢所谓的政治敏感时期都会遭到软禁，茨仁唯色勇敢地坚持不懈地记录着藏人 的生活境况。她指出，“见证者的责任在于说出真相”，并且坚持认为“一百多位藏人为了表达他们反抗压迫势力的愿望而以身浴火，他们是我不放弃、不妥协的理 由。”

 

一个微妙的信号：印度特许洛桑森格座驾安防警示灯

在个人座驾上放置警示灯警告路人避闪，以在行驶中获得某种特权，是政府给予高级别官员的一种特别优惠，是汽车时代的一种高官特供。据说，印度政府以往对流亡藏人在其领土上使用流亡政府这一称呼存在不满，前总理桑东仁波切的座驾上从未闪烁过警示灯。

但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据3月3日的《印度时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成为印度流亡藏人首位获特许在座驾上安放警示灯的藏人政治人物。该报评论 说，这是自1960年达赖喇嘛率藏人流亡印度达兰萨拉以来，喜马偕尔邦政府首次以这种方式给予其政治领袖VIP待遇。尽管北京不认可洛桑森格民选领袖的身 份，但印度却承认他。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Virbhadra Singh说：“洛桑森格是民选总理，达赖喇嘛又是受人尊敬的贵宾，尊重他们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文章说，洛桑森格以生活简朴著称，他过去的活动常不引人注目，现在有了这种标志，他会显得更有权威。喜马偕尔邦每年为保障流亡藏人领袖的安全花费大量预算，达赖喇嘛的座驾尽管没有警示灯，但他每次出行，都有装有警示灯的警车开道。

在2月12日于新德里举行的各邦州长会议上，喜马偕尔邦州长Urmila Singh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流亡藏人领袖的安全支出问题，她要求新德里负担达赖喇嘛和噶玛巴的全部安全预算，而非目前的少量承担。

该报读者对此举表示赞同，新德里的Swatantra Singh认为这是明智之举，英国的ADI表示印度应该逐渐停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Mr.Manmohan在2003年因锡金的缘故承认了它。 德国读者romesh.sharma说“现在火烧到中国了，看它下一步如何反应。”新德里的Tenzin Lhadon认为此举是“印度的一个大动作”，那格浦尔的shivkumar认为“这是印度人声援藏人的一小步，印度人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弥补 1949年尼赫鲁不军事干预西藏的错误”。

不过，也有人担心中国的报复，他们可以承认克什米尔和锡克人的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领导人的政治地位，给他们的座驾上也挂上警示灯。
本文转自万毅忠博客